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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场世界大战爆发的最初几个小时里，最先感受到陆军侵袭的，是夹在德法两个强权之间的微型中立国——卢森堡。
8月1日深夜23时00分（柏林当地时间），德军第四军团第16步兵师的三个先锋连，已经全副武装地开到了德卢边境的小镇瓦瑟比利希（Wasserbillig）。
随着德军指挥官对空射出一枚红色的信号弹，大批身穿灰色制服、刺刀上膛的德国士兵跨过了界河桥梁。卢森堡这个完全没有国防能力的永久中立国，其国境线在深夜11点正式被铁靴踩碎。
他们的目标极其明确，甚至不需要外交部宣战书的掩护。
8月2日凌晨1时30分，德军少校冯·奥彭海姆（Maximilian von Oppenheim）率领一支坐着装甲改装列车的特遣队，顺着铁路干线直接冲进了卢森堡首都的中央火车站。
德国士兵端着步枪冲进调度室，在刺刀的逼迫下，卢森堡的铁路工人们不得不当场交出了调度室的钥匙。
在施利芬计划里，卢森堡的这条铁路线是德军右翼100万大军单向通进法国北部的核心战略大动脉，德国人连一分钟的延误都承受不起。
清晨6时00分，阳光刚刚照亮卢森堡市的宪法广场，德军第16师的主力部队已经开着卡车和重炮，隆隆地碾过了市中心的石板路。
这时候，一辆挂着国旗的敞篷汽车死死横在了马路中央。卢森堡首相埃申（Paul Eyschen）和玛丽·阿德莱德女大公，手里挥舞着一纸1867年的《伦敦条约》（Traité de Londres），直接拦住了德军师长冯·特雷斯考（Hans von Tresckow）的军车，愤怒地质问：
“将军！卢森堡是一个完全中立的国家！你们这毫无疑问是在践踏国际法，是在对一个毫无防备的主权国家进行无耻的侵略！”
冯·特雷斯考将军甚至没有走下军车。他冷冷地看了一眼这位首相，用柏林外交部早就发给他的公文做出了公式化的答复：
“首相先生，我们对侵犯贵国的中立深表遗憾。但这完全是由于纯粹的军事技术必然性。我们得到确凿情报，法军正在往这边开火车，我们必须保护德意志的侧翼。我们绝不伤害卢森堡的任何人，所有过境物资德国政府未来将付现。现在，请给我的装甲列车让开道岔。”
德军士兵粗暴地将首相的汽车推到了路边。到了8月2日的清晨，卢森堡全境的铁路、桥梁和电报局，已经全部被贴上了德意志帝国的军事管制封条。西线的多米诺骨牌，正是接着这一段深夜的行车表，在日出后单向砸向了下一个目标——布鲁塞尔。
当卢森堡的铁路落入德军之手时，远在东线的俄国首都，迎来了德国宣战后的第一个清晨。
早晨7时00分（圣彼得堡当地时间，即柏林时间清晨6时00分），沙皇尼古拉二世（Nicholas II）在冬宫醒来。
前一天深夜刚刚喝完晚茶的他，在这一天早晨迎来了一场极具宗教献祭感的仪式。他换上了笔挺的军装，在皇室成员的簇拥下前去参加弥撒。
沙皇在当天的私人日记中，用极其平静的流水账记录下了这个注定载入史册的日子：
「1914年7月20日（俄历，即公历8月2日）——星期日 这是一个令人终生难忘的日子。早晨11点，我们去参加了弥撒。午饭后，在2点30分，我们乘坐‘亚历山德里亚’号轮船前往圣彼得堡，直接开往冬宫。我签署了关于战争状态的宣言。从尼古拉大厅出来，我们走上阳台，面对冬宫广场上黑压压的巨大群众。人们高唱着国歌《天佑沙皇》，全部跪倒在地上。那一刻的感受，我无法用言语形容。当晚回到沙皇村时，已经是傍晚6点15分。晚上接待了萨佐诺夫……」
而在弥撒大厅的内部，法国驻俄大使莫里斯·帕莱奥洛格（Maurice Paléologue）作为一手亲历者，在人群中目睹了这场斯拉夫式的狂热。
他详细记录了沙皇高举右手、向着满大厅哭泣的贵族与军官，模仿1812年亚历山大一世对抗拿破仑时的那一段誓言：
“沙皇在大厅中央的祭坛前，将右手高举向东正教的圣像，用极为高亢的声音宣读：‘在此，我庄严宣誓，只要在俄罗斯的土地上还有哪怕一个敌人的士兵，我都绝不签署和平协议！’”
那一刻，整个大厅哭成一片。冬宫广场上几十万底层的普通老百姓和工人们跪倒在泥地里，挥舞着沙皇的圣像，高唱着国歌。
这种爱国狂热，让前几天还在砸工厂玻璃、进行大罢工的阶级矛盾在这一秒钟就突然消失了。所有人都在这首古老歌曲的感召下，陷入了战争净化的虚幻错觉。
就在冬宫广场的歌声直冲云霄、柏林的军列向西线狂飙的同一个中午，欧洲南方的两个天平，完成了最剧烈的地缘倾斜。
8月2日中午12时00分（罗马当地时间），意大利王国首相萨兰德拉（Antonio Salandra）与外交大臣圣朱利亚诺（Antonin di San Giuliano），正式在首相府签署了官方中立公告。
意大利的政客们在公告的法理字句里，玩弄了最纯粹的合同条文：由于德意志帝国与奥匈帝国在此次危机中采取的是主动进攻的战争姿态，不满足《三国同盟条约》（Triple Alliance）中关于“防御性自卫”的触发条款，因此意大利王国宣布保持中立。
这封公告在下午送到巴黎法军总部时，总参谋长霞飞盯着那一纸原本用来防范意大利防线的3个军团，大白话地对战争部长笑了一下：
“罗马人把我们的南线解套了，把这3个军团全部装车，尽快送往东北，去堵德国人！”
然而，用意大利的中立来平息西线的焦虑，对于维也纳的奥匈帝国来说，却是一场毁灭性的地缘灾难。
在巴尔干半岛的炮火中心，8月2日全天，萨瓦河与多瑙河的北岸，奥匈帝国的浅水炮舰依然在对塞尔维亚王国首都贝尔格莱德进行毫无尊严的“拆迁式轰炸”。
全城已经断水断电，火车站的铁轨被重炮直接掀翻，碎玻璃和断壁残垣在夏日的烈日下散发着焦苦味。塞尔维亚政府留守官员在当天的日记里冷冷地记下：“他们只是一群坐在河对岸放冷炮的懦夫，他们的步兵根本不敢渡河。”
步兵不敢渡河的真相，暴露了奥匈总参谋长康拉德（Franz Conrad von Hötzendorf）甚至一战时期战略投送的无奈。
就在8月2日下午，数十万名坐着军列的奥匈主力士兵，依然在被迫按照战前焊死在铁轨上的时刻表，慢吞吞地驶向塞尔维亚边境。康拉德知道俄国人已经在北线抢跑，他此时正在维也纳的机要室里歇斯底里地拍发密电：
“让第二军团在萨瓦河下车后不许宿营！让他们在站台上原地调头，重新坐空车皮去北线跟俄国人拼命！”
当奥匈帝国在铁道上陷入死锁时，大英帝国的唐宁街10号里，却在上演着一场极度冷静也极度凶险的利益分账。
上午10时30分（伦敦当地时间，即柏林时间11时30分），英国内阁会议在一片死寂中召集。
财政大臣劳合·乔治（Lloyd George）和另外11位和平派大臣面色铁青地坐在长桌前，他们背后是英国广大不想打仗的底层工人和大资本家。劳合·乔治死死咬住“英国必须保持中立”的立场，以此作为对首相阿斯奎斯（H. H. Asquith）的政治逼宫。
首相阿斯奎斯在当天给情人的信件中，逐字记录了这场内阁们在法理上的最后妥协与人身捆绑：
「……内阁会议开了整整两个半小时。有那么一瞬间，包括劳合·乔治在内的多达四五位大臣都已经把辞职信写好了，放在桌上。最终，格雷（外交大臣）在纯粹的国防逻辑上和他们达成了唯一的妥协：英国不能眼看着法国的加来和英吉利海峡沿岸被德国海军轰炸。因此，内阁授权格雷给法国人发去了一份有条件的口头保证——如果德国舰队进入英吉利海峡攻击法国沿海，英国皇家海军将提供全面保护。但劳合·乔治死死咬住一条底线：大英帝国的陆军绝不能派往欧洲大陆！我们现在依然在等德国人对比利时的最终动作。」
在政治上，阿斯奎斯和外交大臣格雷是深度捆绑的。格雷如果因为内阁拒绝干涉而辞职，首相也必须跟着递交辞呈，执政的自由党（Liberal Party）政府就会当场垮台。
上午11点00分，得到了内阁勉强授权的海军大臣温斯顿·丘吉尔，迅速赶回了海军部大楼。
就在前一天夜里，这位好战的海军大臣其实已经瞒着内阁，秘密下达了“非法”的第42号令，把皇家海军的主力舰队悄悄藏进了北方的黑幕中。如果今天内阁最终决定中立，丘吉尔将面临政治生命被彻底核销的下场。
但在8月2日上午11点这一分钟，丘吉尔赌赢了。他一把扯过内阁刚刚盖章的公文，正式签署了皇家海军全国总动员令。
这不再是昨晚那种鬼鬼祟祟的战术集结，而是合法的、全盘的正式动员。电码顺着海底电缆单向灌向不列颠的所有军港，第一批盖着红色印章的征兵告示贴满了伦敦的码头。成千上万的海军预备役工人和水手被强行叫停了假期，必须在两小时内扔下锄头和扳手向军营报到。丘吉尔在昨晚悄悄偷渡的战车，在2日上午，终于拿到了大英帝国最合法的燃油。
下午14时30分（柏林当地时间）。
当伦敦的内阁大臣们散会走向餐厅时，德意志帝国的首相贝特曼走进了总理府的密室。
总参谋长小毛奇正站在地图前，催促着最后的军事行车表。贝特曼走到铁皮保险箱前，从里面掏出了一个密封的绝密牛皮纸信封。
这个信封里的文本早在7月26日就已经由德国总参谋部逐字逐句拟好了，并在7月29日由专人坐火车秘密送到了驻比利时大使贝洛-萨斯的手里。当时柏林的密令是：“不许拆开，立刻锁进保险箱，等候国内的电码指令。”
现在，时机到了。贝特曼将一封解密激活电报拍发给布鲁塞尔，指令简洁明了：
“立刻打开你保险箱里7月29日收到的那个密封信封。用大使馆官方的公文纸，将里面的文本一字不差地誊写抄录出来。注意，不许更改任何字眼。于今晚19时整递交给比利时政府。”
德国人玩这一手时间差双保险，就是为了确保在最后这一天之前，布鲁塞尔的任何人（包括大使馆内部的雇员）都不会提前发现德国要践踏比利时中立的底牌。
大使一边抄写，由他传递的绝望也在同一时间飞回柏林。
下午16时30分，德国驻英大使利希诺夫斯基那封字数最多、言辞最绝望的长电报落地柏林外交部：
「……格雷刚刚接见了我。他虽然口头承诺英国海军会保护法国沿海，但大英帝国至今没有对德宣战。格雷亲口对我说：‘只要德国军队不越过比利时的国境线，事情就还有挽回的余地。’我在此恳求柏林！总参谋部是否可以在西线的军事行动中，将铁路线绕开比利时的领土？只要我们不侵犯比利时，英国的和平派就还能压制住战鹰，英国就能保持中立！如果我们的军队踩碎了1839年的条约，大英帝国将退无可退，我们将在西线面对一个拥有全球资源的超级海权帝国！」
这封电报在总参谋部的长桌上仅仅停留了三分钟，就被小毛奇用蓝铅笔批注了一个冰冷的词汇：“Technisch unmöglich”（技术上不可能）。
在施利芬计划的刚性算法里，绕开比利时，整个德军的右翼就会在山地里被拖住。大使的哀求，在枕木的轰鸣声中沦为了废纸。
晚上19时00分（布鲁塞尔当地时间，即柏林时间20时00分）。
天色渐暗，德国驻比利时大使贝洛-萨斯面色铁青地走进了比利时外交部大楼。
几小时前，他刚刚对着国内发来的解密指令，把保险箱里的公文原件在桌上一字不差地抄写誊录完毕。现在，他把这份带墨香的《德国给比利时政府的最后通牒》，正式拍在了比利时外交部秘书长范德埃斯特（Baron van der Elst）的办公桌上：
“根据确凿的情报，法国军队正计划在吉韦（Givet）和那慕尔（Namur）一线越过马斯河，企图通过比利时领土来进攻德国。德国政府极为担忧比利时无力独自阻挡法军的这一推进。 德意志帝国为了自身的防卫安全，不得不提前进入比利时领土以迎击法军。如果比利时政府对此采取友好的中立态度，德国保证在和平恢复后，完全归还比利时的领土与主权，并赔偿因德军过境产生的一切财产损失。 如果比利时采取敌对态度，以任何要塞或铁路防御来阻挡德军推进，德国将不得不将比利时视为敌国，届时两国的未来关系，将交由战争的命运来决定。”
文件递交完毕后，贝洛-萨斯看了一眼墙上的时钟，冷冷地补充了一句：“现在是晚上7点。12小时倒计时开始，明天早晨7点，我们需要得到贵国的最终答复。”
晚上21时00分（布鲁塞尔当地时间）。
整个布鲁塞尔已经被战争动员的恐惧所笼罩。早晨6点，听差奥默尔等第一批预备役工人和农民就已经在站台集结，贴出了征兵告示。由于德国在31日的拒绝承诺，比利时内阁在没有收到宣战书的情况下，被迫做出了最绝望的防卫应激。
此时的比利时王宫内，暗淡的吊灯下，年轻的比利时国王阿尔贝一世（Albert I）紧急召开了最高国务会议。
所有的内阁大臣、将军和法学顾问围坐在长桌前，那份由德国大使现抄出来的通牒原件被逐字逐句地复核了整整三个小时。
根据当夜列席会议的比利时司法大臣在日记中的回忆，阿尔贝一世国王在长桌前表现出了超乎寻常的冷峻。他用最直白的话对大臣们说了一句彻底决定了西线行车表走向的断言：
“如果我们答应了德国人的条件，出让了我们的铁轨和要塞，法兰西和不列颠就会在明天把我们视为叛徒和德国的共犯。到时候，比利时将不再是一个独立的国家，而会沦为德意志帝国的一个毫无尊严的过境行省。我们的国家虽然弱小，但1839年的《伦敦条约》赋予了我们独立的人格。法兰西的钱、德国的大炮，都不能买走比利时在国际法上的名字。”
深夜23时30分，内阁达成了一致。外长逐字定稿，起草了那份字字千钧的拒绝书：
“比利时政府若接受德国的提议，将意味着用国家的荣誉去背叛欧洲的信任。比利时决心用尽自己一切肉体和军事力量，去坚决回击任何对本国权利的非法侵犯！”
1914年8月2日的子夜24点准时到来。
在布鲁塞尔的王宫里，阿尔贝一世国王看着桌上已经签署完毕、即将于明晨7点递交给德国人的拒绝书，无声地吐出了一口长气。
而在距离他不到40公里的德比边境上，德军克鲁克第一军团的数十万名士兵，已经把刺刀插上了枪口，在漆黑的闷罐车厢里静静等待着临战的哨音。
在伦敦，首相阿斯奎斯看着这封注定要被德国铁靴踩碎的答复，在纯粹的内阁权力算盘上，他知道自己唯一的救命稻草来了——只要明天德国人一越界，国内的和平派将彻底失声，整个内阁就能团结一致地对德开战，他的首相宝座和整个自由党政府都保住了。
旧世界的外交努力在这一夜彻底破产。 距离德军重炮全面轰鸣、踩碎比利时国门，还有7个小时。
距离旧世界全盘走向毁灭，还有2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