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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过往认为的被“坚船利炮”打开的门户，坚船利炮到底是什么样子的？ -
从英国人的视角看当时的大清是什么样子的？ -
当时的世界又是什么样子的？
第二十六章：新帅登场与厦门之战——“虎头兵”的溃败
注：译文章节标题及章节标题为盒子君自拟
用AI生成的封面图片仅供参考
7月底，东印度公司（H.C.）的“冥河号”铁壳蒸汽船（Phlegethon）在麦克利弗蒂中尉（Lieut. M’Cleverty）指挥下抵达香港。
这艘船几乎是“复仇女神号”的翻版。它带来消息：义律上校签订的《穿鼻条约》已被国内政府否决，璞鼎查爵士（Sir Henry Pottinger）被任命为继任者，担任唯一全权代表。
1846年冥河号攻占文莱图片
此前不久，女王陛下的第55团已从加尔各答抵达，种种迹象表明，一旦预期的全权代表璞鼎查爵士和海军上将威廉·帕克爵士（Sir William Parker）抵达，向厦门的进军将尽快展开。
适合行动的季节已经到来，即便仅仅是为了部队的健康考虑，所有军官也都急切希望局势能尽快发生某种变化。
8月10日下午，来自孟买的东印度公司蒸汽船“塞索斯特里斯号”（Sesostris）在澳门锚地抛锚，当人们得知璞鼎查爵士和威廉·帕克爵士都在船上时，无不欢欣鼓舞。他们从伦敦赶来，仅用了令人惊叹的67天，其中在孟买停留了10天。
次日黎明，“复仇女神号”出海将这些高官从锚地的“塞索斯特里斯号”接往澳门城，在那里他们受到了极高规格的接待，葡萄牙炮台鸣礼炮致敬。当天上午，义律上校与璞鼎查爵士，连同海军上将及郭富爵士举行了会议。
显然，强有力的措施立即被敲定。威廉·帕克爵士前往香港视察舰队；在新任全权代表与葡萄牙当局互换礼节性拜访后，璞鼎查爵士毫不迟疑地发布了他的任命公告——作为特命全权公使及驻华商务总监。
为了向大清当局正式通报其抵达及权力性质，璞鼎查爵士随即派遣其秘书马尔科姆少校（Major Malcolm）作为信使前往广州向省政府递交信函。
“复仇女神号”照例负责运送官员溯江而上。
这次通告在大清官员中引起了不小的震动。他们决定以全套礼仪欢迎这位全权代表；或许也是希望能对他的人品做一番评估，他们于18日派遣广州知府带着庞大的随从前往澳门。知府在澳门总督府附近的南湾（Praya Grande）登陆，前呼后拥，摆足了排场前往全权代表的寓所，无疑认为自己是在给阁下增光添彩，理应受到最高规格的接待。
唉，昔日的权贵如今何其落魄！ 这位讲究排场的知府甚至没被接见。这位此前一直被视为显赫官员、作为大清高级当局与义律上校之间沟通媒介甚至某种程度上充当大使的人物，现在被绝对拒绝了。
璞鼎查爵士凭着对东方人性格的深刻了解，充分意识到他所肩负的崇高职责以及作为女王陛下代表必须维持的高贵地位，拒绝接见任何级别和职责低于他本人的官员，更不用说像广州知府这种相对低级的官员了，也不愿与其进行任何直接交往。
公使馆秘书马尔科姆少校被委派接待了知府；在短暂会面后，这位原本想摆架子的大人物只好撤退，灰溜溜地回广州向其上司汇报情况。这一极具性格的小插曲引起的轰动非常显著。它成了各方谈论的话题，并倾向于唤起人们对这位新任全权代表尊严的更大敬意。在随后的所有行动中，这种谨慎而庄重的姿态一直被保持，且获益良多。
在香港，最为积极的准备工作正在进行，以确保远征军立即出发。威廉·帕克爵士为舰队的正确引导引入了极佳的安排，特别是针对众多运输船和补给船的分配与管理。
这种系统化规律性的优势很快显现出来；值得注意的是，从此时起到战争结束，尽管由于我们对中国海岸知识的不完善和大多数海图的不准确而产生了很多困难，运输服务始终以最高的规律性和效率进行。此外，由于疾病和其他原因，运输船往往人手不足，却经常要执行最艰巨的任务。
根据8月19日发布的一项总命令（仅在海军上将抵达9天后发布），舰队被指示于8月21日黎明准备出海。
舰队分为三个分队：中路由赫伯特舰长指挥“布伦海姆号”（Blenheim），辅以“哥伦拜恩号”的克拉克中校；右翼分队由鲍奇尔舰长指挥“布朗底号”（Blonde），辅以“巡洋舰号”的吉法德中校；左翼分队由史密斯舰长指挥“德鲁伊号”（Druid），辅以“皮拉得斯号”的安森中校。
整个舰队由36艘船组成，包括运输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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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艘战列舰“韦尔斯利号”和“布伦海姆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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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艘其他军舰，即“莫德斯特号”、“德鲁伊号”、“哥伦拜恩号”、“布朗底号”、“皮拉得斯号”、“巡洋舰号”和“阿尔吉利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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运兵船“响尾蛇号”和测量船“本廷克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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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艘属于东印度公司的蒸汽船，即“女王号”、“冥河号”、“复仇女神号”和“塞索斯特里斯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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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及21艘租赁的运输船和补给船，大多数体量巨大，其中几艘不下千吨。
驻扎在珠江附近的部队包括五六艘军舰（含“先驱号”和“短吻鳄号”），由尼赛斯舰长（Captain Nias）作为高级军官指挥。
8月21日清晨，舰队起航。
璞鼎查爵士当天乘坐“女王号”从澳门过来，正赶上舰队出发；由于他在香港停留了一段时间视察该地并检查已做出的各项安排，直到次日才与海军上将汇合。
万一失散，总集合点定在离厦门不远的南碇岛（Chapel Island）。北上途中天气极其有利，8月25日，整个分舰队抵达厦门外港，全程保持了极佳的航行队形。
前任全权代表义律上校和伯麦爵士在远征军出发三天后，乘坐已在珠江行动中完全累垮的“阿塔兰忒号”蒸汽船从香港起航，最终告别了中国。他们打算经孟买尽快返回英国。
厦门：坚固的堡垒与自信的守军
厦门距离香港不足300英里，远征军北上将其作为首个攻击点有许多充分理由。
毫无疑问，攻占这座繁荣的商业城市将给大清政府带来沉重打击。在过去的十二个月里，当局花费了巨额资金和难以置信的劳力修筑炮台，他们认为这些炮台坚不可摧，而且确实具备顽强防御的能力。
厦门港位于同名岛屿（厦门岛）的西南角，该岛与另一个叫金门的岛屿占据了一个大海湾的很大一部分，海湾中还有许多小岛。其中与我们目前主题最相关最有趣的是鼓浪屿，它与厦门之间隔着一条狭窄水道，直通港口。事实上，拥有这个岛屿（我们至今仍保留）（盒子君注：此书1845年完成）就给了我们对厦门本身，或者更准确地说是对其城镇和郊区的完全控制权。
海湾内及厦门城周边的景色极其如画，乡村外观多山且引人注目。几条大河注入海湾，便利了与内陆的交通。港口的优越性大大超出了军官们的预期。
厦门城虽然拥有巨大的商业重要性和财富，但绝非一等城市——实际上它只能算是一个主要的三等城镇——但其居民极具进取心和智慧，以某种移民和殖民的倾向以及对商业的热爱而著称。
他们是对面的繁荣岛屿——台湾岛（Formosa）的主要迁居者，该岛沿海岸延伸近两百英里；在更遥远的受外国统治的岛屿如爪哇、新加坡、马尼拉等地，也能发现大量厦门人。
厦门城及郊区的周长不下8到10英里，很大程度上被后方的一座设防山丘或城堡所控制，但这又被其以东更远处的未设防高地所控制（这在中国非常普遍）。
郊区或外城与主城或内城之间隔着一排陡峭的岩石山丘，横亘至海滩；但一条铺石路或狭窄堤道穿过一个山口通入城内，山口顶部有一座有顶的城门保护。
因此，正如这里可以说有一个双重城，同样也有一个双重港——外港沿着外城正面，内港沿着主城正面并汇入一个深入岛屿中心并环绕城市北侧的大河口。这样，厦门城近三分之二被海水冲刷。
厦门布防
事实上，它坐落在一个半岛或舌状陆地上，后方和侧翼有一排险峻的山脉。城墙顶部有雉堞，根据地形高度从20到30英尺不等。和其他地方一样，有四个主城门，每个都有一个外围工事或瓮城，中间有一个庭院或空地，第二道门从此通出，并与内门成直角，因此从外部接近它会受到主城墙的控制。
后来发现厦门城堡内含有大量军事装备——抬枪、火绳枪、刀、盾和各种长矛；还有极大量的火药及其制造材料；简言之，有充分理由相信厦门已被用作该省的大型军事仓库。
很难对聚集防御该地的军队数量做出大致的估计，但收到的不同说法从6000到8000或10000人不等。还已知该省的高级官员已特意下到厦门鼓励防御，并希望能见证野蛮人的彻底惨败。然而，他们主要依赖的是他们新修筑的工事。
在横跨大海湾口的所有小岛上几乎都竖立了无数炮台和野战工事；在厦门岛本身，一连串炮台和野战工事已被建成以控制通往城市的入口。其中主要的是一座长长的石炮台，用花岗岩精心建造，外覆泥土，沿岸延伸几乎直达城市郊区，旨在控制港口通道。它呈现出1英里长的炮列，炮眼被大石板覆盖，上面堆着土保护，安装了不下96门火炮。在这个炮台后方有一排陡峭的岩石高地，中国人沿山坡修筑了一道坚固的雉堞墙，作为炮台的侧翼防御。
为了进一步防御通往城市的入口，他们还大力加固了鼓浪屿小岛，该岛与厦门之间的通道宽不过600码；事实上，这个岛是厦门的钥匙，当厦门城和厦门岛归还给中国人时，我们仍保留了它。
当时中国人已经在已完工或正在进行的工事上安装了不下76门火炮。确实，他们不遗余力地试图加固厦门的防御；尽管由于缺乏技巧和纪律，他们提供的抵抗相对微不足道。
如果单凭火炮数量就能表明一个地方的防御强度，中国人可能有理由自信；因为正如郭富爵士所言：“每一个岛屿，每一个能架炮的突出岬角，都被占据并强力武装。”事实上，在厦门及邻近岛屿总共缴获了不下500门火炮。
8月26日：立体攻势与“单挑”闹剧
8月26日清晨，一切准备就绪，计划发起攻击。
各舰长和指挥官登上旗舰领受命令；蒸汽船都在冒烟并排放多余蒸汽，军官们焦急地等待着进场攻击炮台的信号。
但在积极行动开始前，认为有必要对即将攻击的防御工事进行一次侦察。
为此，郭富爵士、威廉·帕克爵士和全权代表登上“冥河号”，得已足够靠近工事观察一切必要情况，而未遭一枪射击。
与此同时，一名被认为是华商的信使打着白旗从城里出来，要求知道如此庞大可怕的分舰队来访的目的。
这个问题的答案很简单，以全权代表、将军和海军上将的名义发出，大意是：“他们要求去年义律上校在天津（北京附近）提出的要求应被遵从；如有必要，将采取敌对措施强制执行。然而，鉴于全权代表和总司令心怀慈悲，不愿导致众多官兵必将发生的死亡，他们愿意允许城内所有官员和军队携带个人武器和行李撤退，以保全百姓免受伤害，条件是厦门城及其防御工事应立即移交给英军，暂由其掌管。”
如果接受这些条款，防御工事上应挂出白旗；否则，敌对行动将开始。
不出所料，白旗没有挂出。
早晨非常炎热闷热；但在一点左右，一股稳定的顺风刮起，分舰队起航。计划是对厦门和鼓浪屿的所有炮台同时发起攻击。部队也将进行登陆作战，目标是从后方夺取炮台；“复仇女神号”和“冥河号”蒸汽船被用于将他们运送到指定登陆点。
船只可能会承受战斗的主要冲击；但郭富爵士对陆军的使用做了充分部署，他在攻击前发布的总命令特别值得注意。
他非常强烈地针对抢劫问题做出指示；并指出，“鉴于厦门是一个大型商业港口，且曾有英国商馆在此，至关重要的是不得发生任何可能导致我们未来友好交往而尴尬的行为。政府和军队要被征服，公共财产要在某些指示下被占领，但私人财产必须被视为神圣不可侵犯；将军指出，在英国被称为抢劫的行为，在中国也不配得到更好的名称。”随军人员若抢劫可被处死；并下令当场惩罚任何离队游荡的人。
仅此一点就足以指出，这次远征远非具有某些人（特别是外国人）试图加诸其上的那种海盗性质。
确实，可以安全地断言，在中国进行的战争给民众带来的痛苦比任何战争都少。一般来说，百姓很快学会了感激我们的动机；除非被他们自己的官员阻止，否则他们通常对我们表现出友好，或至少是中立的态度。
除了英国人，以前西班牙人也拥有在厦门贸易的特权；在不远的过去，厦门与西班牙殖民地马尼拉之间保持着定期交往。
厦门周边的地形可能使旅级机动无法实施；但如果有必要，部队准备组成三个旅。士兵将穿着夹克、便帽（盒子君注：夏装防暑），大衣折叠（盒子君注：因为要过夜，所以准备过夜的大衣做毯子），每人携带一天的熟食登陆。炮兵准备登陆轻型山炮。
一点半左右，我方开始攻击；但清军已经开始了战斗，向正乘着稳定顺风驶向各自阵位的我方船只零星开火。
“塞索斯特里斯号”和“女王号”蒸汽船领头；前者开始行动，但在还击前遭到了猛烈火力。战列舰“韦尔斯利号”和“布伦海姆号”在梅特兰和赫伯特舰长指挥下，驶向长石炮台最靠近郊区的一端，下午两点半左右在距工事400码处尾锚停泊，随即向主炮台猛烈开火。
沿着这些工事正面，从郊区向外端排列的依次是“皮拉得斯号”、“哥伦拜恩号”、“巡洋舰号”和“阿尔吉利号”。
在攻击厦门的同时，“布朗底号”、“德鲁伊号”和“莫德斯特号”抵达了针对鼓浪屿工事的指定阵位；但由于水浅，它们大胆地驶入，水深仅比吃水深一点点。
四面八方的炮声回荡在周围群山中，震耳欲聋；在1小时20分钟内，鼓浪屿上的三个主要炮台被压制，埃利斯上校（Captain Ellis）指挥的约170名海军陆战队在该岛登陆，并毫无战损的占领了后方高地。
第26团的3个连也被指派执行此任务，但运输船的距离只允许约翰斯通少校（Major Johnstone）指挥的一小队人及时登陆协助清理炮台。斯宾塞中尉（Lieut. the Hon. R. E. Spencer）指挥的一小队皇家炮兵在攻击期间在“布朗底号”上积极行动。
在针对鼓浪屿炮台和厦门长炮台进行这些行动的同时，“冥河号”和“复仇女神号”迅速带着准备登陆的部队赶到。
“复仇女神号”载有将军及其参谋部，以及亚当斯上校指挥的第18皇家爱尔兰团；还要拖带许多载有工兵、随军人员等的小艇。因此，不得不跑到不同的运输船去装载分遣队并接上小艇，造成了相当大的延误；直到三点半“复仇女神号”才投入战斗。当它接近炮台下角准备登陆部队时，开始用重炮和康格里夫火箭向长炮台开火。
就在此时，当“冥河号”也驶向炮台时，麦克利弗蒂中尉派出了一艘小艇，克劳福德中尉志愿率领去夺取靠近海滩的一座小山上的一个小外围工事；正是在这里，英国国旗当天首次在敌人工事上飘扬，蒸汽船上爆发出三声欢呼。
3点45分左右，将军在靠近大炮台侧翼的海滩登陆，随行的有由“复仇女神号”和“冥河号”运送的第18团和第49团。
登陆由“巡洋舰号”的吉法德中校指挥。第18团受命攀越作为炮台侧翼防御的雉堞墙；如前所述，该墙从海滩沿山坡而上，几乎与海滩成直角。
同时，第49团沿海滩向炮台下角推进，要么从海面翻越，要么强行穿过炮眼。
“复仇女神号”保持猛烈火力掩护部队登陆和推进；霍尔舰长急于在每次行动中都发挥积极作用，便乘坐武装大舢板离开蒸汽船，随行的有不幸的古利先生（Mr. Gully），作为一位勇敢的老友，他志愿同行。这位绅士后来不幸在台湾岛遇难，成为了大清当局贪婪与残忍的受害者，在经历了七个月的监禁和残酷对待后，最终与几乎所有同伴一起被处决。
霍尔舰长和朋友带领舢板船员一登陆，就加入了由汤姆林森少校和默里中尉指挥的第18团前锋，向雉堞墙下端推进。清军随着他们的接近发起了猛烈的抬枪和火绳枪射击，进攻方利用路途中无数的小土丘和坟墓掩护自己装弹并还击。
清军发现敌人逼近墙壁，且已被船只的精准火力搞得晕头转向，开始减弱火力。
第18团冲向墙的下端，而“复仇女神号”的小分队冲向更高处的侧翼，靠近一个门口，那里的墙似乎较低且更易攀登。然而他们没带梯子，为了翻墙，士兵们不得不互相踩着背上去。就这样，霍尔舰长设法第一个登上墙头，并立即挥舞英国国旗（他在这种场合总是随身放在口袋里）以示胜利。
其他人很快跟上；清兵一看到敌人上墙，开了几枪乱枪便逃跑了。此时第18团也在更低处翻过了墙，而第49团正好在大炮台海面的转角处强行穿过了炮眼。
当“复仇女神号”的小分队下到炮台内部时，船只的炮火尚未停止，几发我方的大炮弹落在他们周围。
在前方很短距离，他们发现两名大清高级官员骑着马，正试图在众多卫队或随从的簇拥下逃跑。
这么重要的战功就在眼前；霍尔舰长没想自己身边只有几个人，被冲动冲昏了头脑，一头冲向面前的清兵，向两名主要官员开枪。
当时他身边只有两名随从；一名低级清军军官看到人数悬殊，集结了几个人突然转身试图阻挡。此时发生了一场个人决斗（Personal encounter），对手是一位非常英俊的年轻清军军官，戴着白顶戴。然而，长剑很快战胜了中国短刀，即使抛开个人勇武不谈，那位官员的手臂也被严重砍伤倒地。他立即被缴械，他的帽子、顶戴和刀被作为战利品拿走。其他几名士兵冲上来试图营救长官，后者爬起来试图逃跑，但腿上又受一伤再次倒地，这也让其他清兵停了下来。
此时，霍尔舰长和他的两人几乎被包围，被迫杀回正赶来支援的战友那边。两名水手之一腹股沟被长矛严重刺伤，其他人无恙。那位受伤的年轻官员最终被同伴安全救走。
清兵在各个方向全面溃逃，第18团、第49团以及从“韦尔斯利号”和“布伦海姆号”登陆的一队轻武器手（在弗莱彻中校等军官指挥下）紧随其后。
炮台很快完全落入我手。当天所有行动期间，璞鼎查爵士及随员都在“韦尔斯利号”上与海军上将在一起。
战后清点：花岗岩与“老虎兵”
检查炮台海面时，不可能不被墙体的惊人坚固所震撼。
它由在此切割的花岗岩建成，外覆泥土，强度极大，以至于两艘战列舰在仅400码距离的猛烈轰击对其几乎没造成什么影响；实际上可以说它是防弹的。
炮眼有点像低矮的舷窗，用石头和泥土覆盖，在它们之间的空间里有棚子或某种临时岗亭，里面发现了各种武器、衣服、半熟的食物以及鸦片和吸食用的烟枪。还发现了一匹马。
许多火炮安装极差，炮架通常设计拙劣且常有缺陷。在某些地方你会看到沙袋压在炮身上，以防止它们完全从炮架上跳出来。炮台显然是仓促武装起来的。
几位清军高级官员在这一天阵亡；有些可能是自杀。其中一人非常平静地走进水里淹死了，尽管后来给皇帝的报告中称他“冲上去击退登陆者，落水而死”。这位军官是在水师提督缺席期间指挥的总兵（Chinese commodore，即江继芸）。那位提督（即窦振彪）在我们抵达前刚刚离开港口（吹嘘要去迎击野蛮人），向北航行后因逆风无法返回。
五点前，厦门的所有外围防御都在我军手中。
“布朗底号”和“莫德斯特号”在压制了鼓浪屿炮台后，在“德鲁伊号”协助下冲入内港，俘获了26艘战船，装有不下128门炮；它们已经准备好要出海，但被船员遗弃。
发现了一个大型造船厂，里面收集了大量木材；还有一艘正在建造的大型护卫舰式战船（frigate-junk），约300吨，位于一个正规干船坞中，有点模仿欧洲模型；显然他们在造船技术上迈出了一大步；确实，战争持续越久，中国人就越发现自己有必要尝试巨大变革，并在许多方面进行改进，不仅在船只上，也在武器和其他防御事务上。
“复仇女神号”沿岸航行以避开涌浪时，意外发现自己处于一片水面下看不见的珊瑚礁圈内。几次试图脱困未果，入口已找不到；但鉴于吃水很浅，认为它可能在不严重损伤铁船壳的情况下强行越过礁石，于是它半速冲了过去。
然而撞击比预期的严重；船完全跳过了礁石；但锋利的珊瑚岩完全切穿了船底，在引擎室造成了严重的漏水。幸运的是从内部不难堵住，之后没再理会，直到一段时间后到达舟山才进行了实质性修理。
与此同时，郭富爵士毫不延误地推进，占据了一连串陡峭的岩石山丘，这些山丘横亘至海滩，位于大炮台和城镇之间，阻挡了后者的视线。
一大股清军似乎有意防守这一位置，该地天险极佳，完全控制通往城市的入口。必须利用普遍的恐慌立即行动；第18团和第49团受命部分通过陡峭峡谷、部分通过绕山的迂回道路推进，很快控制了俯瞰城市的高地。
清军在放完炮和火绳枪后便在我们面前撤退。我军当晚在占据的阵地上露宿；如果清军利用岩石破碎的地形阻击，我军本会受到很大骚扰。高地上的夜晚冷得刺骨。
黎明侦察发现，没什么抵抗可言。各个方向都显现出巨大的混乱和喧嚣；数百名居民正匆忙从北门逃出，带着他们最贵重的财产；事实上显然发生了全面恐慌。
因此，第18团在第49团支援下受命毫不迟疑地向最近的东门进军，工兵指挥官科顿上校受命仔细检查通往城门的路径。
第18团前锋到达城门时发现没有抵抗准备，很快利用在离门不远处幸运发现的一些梯子翻过了墙。
门内堆满了垃圾和装满土沙的袋子，所以花了一些时间才把门打开。现在发现当局和所有士兵都已弃城而逃，留下一片混乱，比较体面和倾向和平的居民免受他们自己暴民暴力抢劫的唯一保护，竟然来自我们军队的存在和胜利者对城市的军事管治。
在我们找到公共机构位置之前，暴民已经开始洗劫一些机构；后来发现，城里的盗贼和流氓肯定抢走了大量财宝。发现一些人正搬运某种看起来像普通原木的东西出城；直到太晚才怀疑这些原木被掏空并塞满了纹银（Sycee silver），这是一个非常巧妙的逃避侦查的手段。在被工兵占据的一座大建筑（据推测是守备府）里发现了一小批财宝。
大多数公共办公署都是宽敞的大楼，足以为整团士兵提供良好住宿。属于水师提督部门的建筑群被分配给第18团和参谋部，位于城墙内；第49团驻扎在外城属于道台衙门的大楼里。第55团占据了属于厦门知府的大片建筑；炮兵保留了俯瞰全城和外城的制高点。
当天晚些时候及次日早晨，璞鼎查爵士和威廉·帕克爵士登陆视察城镇；但在参观了主要建筑后返回船上。
我们发现有必要日夜派出大量巡逻队以维持街道安宁，遏制成群结队的中国盗贼和流氓的大胆与贪婪，他们像肆虐的瘟疫一样在城市各处徘徊，在体面居民离城的那一刻从乡下涌入。
居民本身在许多情况下甚至不敢保卫自己的财产，或协助我军恢复秩序；他们害怕未来被指控叛国通敌，害怕被自己的当局勒索和惩罚，这导致整个社区解体。
郭富爵士曾试图呼吁城中体面的商绅与户主出面协助，共同保护财产，但终究是徒劳。他得到的尽是些空头支票——这些人给起承诺来大方得很，却没有任何实际行动。局势混乱至此，即便在设有重防的内城，也难以震慑那些猖獗的盗匪流氓。甚至没有一个中国人愿意向守门卫兵指认谁才是房屋财产的合法业主，导致卫兵无法分辨，难以放行真正的主人。
许多中国城镇居民在我们行动期间遭受的伤害，不能以我们火力或军队存在造成的实际损害（通常微不足道）来衡量。
在大多数情况下，甚至在敌对行动开始前，清军（可能从几个遥远省份调来）的存在本身就成了居民的灾难；随后，当城镇被攻陷，地方政府解体，低层暴民掠夺者对人民财产造成的损害，远比我们在任何情况下允许胜利士兵造成的要大得多；确实，有些案例中，前者被我们的卫兵射杀，也不愿停止恶行。
我们的人经常抵制住非同寻常的诱惑；房屋被遗弃，财产无人看管，商店大开，货物散落；甚至那可恶的烈酒三烧（samshu）有时几乎被故意放在他们路过的地方。即便在这些特殊情况下，不端行为的例子也很少。
在其他发现中，有一项乍看之下似乎印证了关于中国盛行杀婴观念的发现。在靠近一座公共建筑（有人认为是一所医院）的大水池里，发现了许多被淹死的婴儿尸体，被缝在席子里扔进去。但没有任何东西能确定这残忍行径是出于害怕妇女儿童受辱，还是真的是杀婴习俗的实例——据说这种习俗在中国比实际情况普遍得多。前一种解释在此例中，正如在后来的一些例子中一样，可能是真实的。
厦门岛内陆未被占领甚至未被检查，因为将军担心我们部队的存在会极大惊吓体面有影响力的居民，导致整个地方被无数等待机会释放恶欲的恶棍抢劫一空；但“复仇女神号”伴随“阿尔吉利号”，拖带“布朗底号”的大舢板，受命环岛航行搜索战船。一艘也没发现。
鼓浪屿似乎完全控制了港口和通往厦门的入口，仅占领该地就足以达到所有良好目的，无需保留厦门城。
璞鼎查爵士认为（将军和海军上将完全赞同）不应采取永久占领该城的措施，应只在鼓浪屿留驻少量守军，其余远征军应尽可能毫不延误地向北推进。然而必须等待一两天有利风向，并采取措施摧毁外岛上修筑的众多工事。
“复仇女神号”在8月30日和31日执行了这一重要任务。
在两艘大舢板和其他小艇、以及弗莱彻中校指挥的来自“韦尔斯利号”、“布伦海姆号”和“德鲁伊号”的一队水手和陆战队的加入下，“复仇女神号”前往摧毁主要位于海湾西南侧的一些炮台和火炮，所有这些都被清军遗弃了。
这次占领并摧毁了5座炮台或野战工事及42门炮，次日又有几座同类工事被废弃。一股在海湾东入口金门岛上一座小炮台附近露面的清兵被驱散，几门炮、火绳枪、抬枪等及大量火药被毁。
这天总共摧毁了77门炮和4座炮台，海军上将公开表扬了战果。
在厦门，所谓的老虎兵（tiger soldiers）首次露面——即身穿黄衣、上有黑斑或条纹、头戴旨在粗略模仿虎头及显得非常凶猛以恐吓敌人的头套的人。
我们自攻占以来一直保留的鼓浪屿值得几句评论。它长约一英里半，宽约四分之三英里，但形状极不规则。主要由岩石破碎的地面组成，大部分贫瘠，但间杂着不健康的水稻田，导致该地极其不健康；确实，一度驻扎那里的部队死亡率可怕，几乎没有一名军官逃过疾病，许多人因此丧生。
然而中国人似乎受害甚少，岛上有几座整洁甚至优雅的乡间别墅，装饰着漂亮的木雕等。它似乎曾是厦门一些富裕市民的休闲之地，我们保留这样一个位置便利、能让我们控制港口和城市贸易的地方，对当局和居民都是巨大的烦恼之源。
在很长一段时间里，与城镇的交流很少，冒险进城几乎不安全；但自和平以来，各方都表现出以友好方式接待我们的意愿，许多中国商人通过与新加坡贸易对我们性格和习惯的了解，将实质性地便利未来的商业交往。
几位美国传教士已居住在鼓浪屿，毫无疑问不久将成功赢得许多厦门居民的关注和好感。
在中国这个蒙昧帝国，传教事业的无限领域终于被打开；因为尽管不能说该国已对外国人完全开放，但政府的敌意已大大改变。
基督徒国家有责任作为基督徒利用必将出现的机会。在一个像中国人这样通常喜欢阅读和思考、致力于学习和探究的民族中，通过审慎的基督教教学，最重要的是基督教实践，可以期待最好的结果。
如果中国真的要开放，那将是通过谨慎而审慎的、最重要的是不要太草率实施的传教事业来实现。
对这些事业最有价值的辅助是医学知识，这几乎可被视为在中国作为传教士必不可少的特征。缓解肉体痛苦（特别是在医学如此落后的中国）能软化我们的天性情感，并为对心灵本身产生更仁慈的影响铺平道路。
当最初提出的言语或教义遭遇不情愿甚至敌视的听众时，它能打开最封闭和最有偏见的中国人的家门。宗教教学与行医实践、心灵的慰藉与受折磨肉体的抚慰，必须携手并进以完成“开放”中国的善举。
为什么特别是自战争开始以来，美国人在这一伟大光荣的事业中领先于英国人？多年来，一位有才华的医疗传教士伯驾医生（Dr. Parker）在广州向中国人施予双重祝福，并能证明从最高层到最底层的民众的感激之情，以及他们接受他在两种身份下的建议和教学的意愿。在澳门、香港、鼓浪屿和舟山，美国人都领先于我们。
然而，必须避免一个巨大且致命的错误；那就是宗教教派之间的竞争，以及试图以牺牲彼此教义为代价来赢得追随者。正是这种缺乏一致性在某种程度上导致了天主教传教士在中国影响力的衰退。
郭富爵士留在鼓浪屿的守军由第26团的三个连、第18团的一个翼和一小队炮兵组成，总计约550人；全部由第26团的约翰斯通少校指挥；“德鲁伊号”连同“皮拉得斯号”和“阿尔吉利号”也留在那里，由史密斯舰长指挥，作为进一步支援，以确保对厦门港的完全控制。
厦门行动中使用的部队人数如下： （列表略，总计2416人，103名军官）
9月4日下午，天气变得平静晴朗，旗舰发出预定的从厦门城和岛屿登船的信号。
接到这个突然命令，部队以完美的列队，在岸上经历了八天充满各种诱惑的疲惫执勤后，没有发生一例醉酒或不端行为。
在“巡洋舰号”吉法德中校指挥下，全军于六点半前无事故登船，登上“复仇女神号”和其他蒸汽船，运往各自的运输船准备次日启航。甚至连随军人员（通常是非常麻烦的阶级）也没落下一个；为了确保没有掉队者，“复仇女神号”后来又被派回城里带走任何可能意外留下的人。但发现的唯一掉队者，碰巧是一头肥硕的公牛，很快被装上“复仇女神号”带走了。
一切准备就绪，部队将于次日9月5日出发。
注：
[56]1841年8月26日厦门之役中参战的英海军舰船及东印度公司蒸汽舰只一览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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