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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4年7月2日。德意志帝国，柏林。
菩提树下大街（Unter den Linden）的午后阳光带着些许慵懒。波茨坦宫的机要秘书处刚刚向全欧的外交机构发出一份公函：德意志皇帝威廉二世正式宣布，他将不会出席即将在维也纳举行的斐迪南大公的葬礼。
在柏林官方的解释里，这是因为陛下最近患了“严重的腰痛和轻度流感”，医生强烈建议其留在国内静养。
全欧洲的报纸在7月2日的早晨都松了一口气。大众和政客们普遍认为，连最喜欢在国际舞台上出风头、和斐迪南大公私交最好的德皇都选择“因病退席”，说明萨拉热窝的刺杀只是一场普通的奥匈帝国皇室家务事。局势正在降温，老欧洲的夏天依然可以用来度假。
但实际情况是，德皇的“腰痛”是全欧最昂贵的一次政治伪装。
德皇不领头去维也纳，正是维也纳和柏林两国内阁心照不宣的外交太极——如果全欧的君主都齐聚维也纳，哈布斯堡王朝那头狂怒的老鹰就很难在黑箱里秘密炮制对塞尔维亚的毁灭性惩罚。
德皇在7月2日这一天，用一种“不插手”的姿态，给维也纳的战争贩子们让出了跑道。
1914年7月2日。法国巴黎，雅维尔区（Javel）。
这一天的巴黎像往常一样正沉浸在盛夏的慵懒中。塞纳河畔的遮阳伞下，绅士们还在讨论着刚刚结束的网球公开赛，报纸的头条依然被名流丑闻占据。萨拉热窝那两声枪响，在巴黎人眼里不过是“遥远巴尔干的一桩野蛮意外”。
但实际情况却是，在雅维尔区的一间简陋办公室里，36岁的法国工程师安德烈·雪铁龙（André Citroën），正对着一份从美国底特律邮寄回来的报告，陷入了一种近乎癫狂的工业沉思。
AI上色：雪铁龙及其意大利犹太裔妻子
此时的雪铁龙，是莫尔斯（Mors）汽车公司的技术总监。几个月前，他刚刚从底特律“朝圣”归来。在亨利·福特（Henry Ford）的工厂里，他亲眼目睹了现代流水线是如何像上帝造物一样，在24小时内吐出数千辆T型车的工业奇迹。
Mors汽车（1910款）
雪铁龙坚信，这就是20世纪的终极方向。
在7月2日的日记里，他写满了关于“福特主义”的野心：他要改造现在的作坊式生产，在巴黎引入第一条自动化传送带，生产出连法国普通农民都能买得起的民用小型汽车。他给这种未来的生活方式起了一个极其浪漫的名字——“让法兰西在车轮上享受阳光”。
在这个炎热的下午，雪铁龙正忙着给他的“人字形齿轮”专利寻找更高效的切割算法。他篤定地以为，自己从美国带回来的这套效率工具，是为了用科技去解放人类的劳动力、消除旧世界的阶级鸿沟。
这位年轻的工程师绝对想不到，他在7月2日调校好的这套“工业秒表”，其在民用领域的保质期只剩下短短的31天。
当7月的日历翻到最后一页，施里芬计划的重轨轮轴将开始疯狂咬合。
很快，法军就会发现，古典的作坊军工厂根本无法承兑每天数巨量的弹药消耗。
于是，在1915年的春天，在7月2日还盘算着民用汽车梦想的雪铁龙，将从战壕的血泊里被火速召回。就在他今天盯着的这片雅维尔区的空地上，他将用短短数月，拔地而起一座全欧洲最变态的自动化军火流水线工厂。
现代科技没有带来车轮上的阳光。
一战中的火炮和弹药
意大利王国（Regno d’Italia），罗马。
威尼斯宫的外交办公室里，意大利外交大臣圣朱利亚诺侯爵（Antonino di San Giuliano）正拿着刚从维也纳发来的简报，发出一声冷笑。
名义上，意大利与德意志帝国、奥匈帝国并称为“三国同盟”（Triple Alliance）。但在7月2日的罗马高层眼里，这个所谓的盟约，连擦桌子的抹布都不如。
意大利在这一天的动向充满了算计：他们一边在报纸上象征性地哀悼斐迪南大公的死，一边在私下里疯狂地计算，如何利用这场危机从自己的“盟友”奥匈帝国身上咬下一块肉来。
意大利和奥匈帝国虽然是盟友，但在领土上有着世仇。奥匈控制着特伦蒂诺（Trentino）和的里雅斯特（Trieste）等意大利人眼中“尚未收复的故土”。
1914年协约国和同盟国
在7月2日这一天，圣朱利亚诺侯爵在给意大利驻维也纳大使的密信中，写下了一段极其冰冷的战略潜台词：“如果奥匈帝国在巴尔干扩张，那么根据三国同盟条约第七条，意大利有权要求同等的领土补偿。否则，我们的盟约自动作废。”
此时，在米兰的一家小报社里，一个29岁的激进社会主义记者，正因为萨拉热窝的枪声而兴奋得满脸通红。他此时还在公开写文章怒斥“帝国主义的虚伪”，坚决反对意大利卷入任何战争。
这位狂热的记者根本不会想到，仅仅几个月后，他就会被协约国（英法）的秘密资金砸晕，一夜之间变成最极端的战争贩子，并在几年后彻底掀翻整个意大利。这个记者的名字叫贝尼托·墨索里尼（Benito Mussolini）。
7月2日的意大利，正以一种最优雅的姿态在同盟国背后磨刀，他们是这场战争中最大、也最公开的“二五仔”。
AI上色：1910年代的墨索里尼
荷兰，海牙（Den Haag）。
运河两岸的郁金香已经到了花期的尾声，皇家海防工程部的几名高级官员正拿着厚厚的图纸，在低洼的马斯河（Maas）沿岸进行例行的堤坝安全巡查。
同一天，在海牙的总参谋部里，年轻的参谋们正围着一张被称为“荷兰新水线”的绝密国防防御图进行沙盘推演
荷兰新水线是人类工程学和军事史上的一个奇迹。这是一条纵贯荷兰南北、由数十个要塞和成百上千个秘密水闸组成的防御带。荷兰人的国防计划极其自残：一旦德国或者法国的铁蹄敢越过边境，荷兰人根本不打算在前线抵抗，他们会派工兵在一夜之间炸毁所有指定的海堤和大坝。
他们计算过，海水会精准地淹没大片土地，水深将保持在30厘米到1米之间。
这个深度极其刁钻——它太浅了，协约国或同盟国的任何军舰和冲锋舟都无法通航；但它又太深了，这个时代的步兵、重炮、以及德国人最骄傲的军马和后勤马车，将在泥泞的汪洋中寸步难行。
早期的水线防御图
7月2日的阳光洒在海牙的水闸上，工人们在给发锈的铁锁上油。他们以为自己是在保护身后的农田，却不知总参谋部的军官们正在心里精密地计算着，需要多少吨高爆炸药，才能把自己的大半个祖国，变成阻挡现代战争机器的一片汪洋。
荷兰女王威廉明娜（Wilhelmina）和她的内阁之所以如此紧张地盯着堤坝，是因为他们陷入了一个巨大的战略盲区：他们以为德国如果发动“施里芬计划”，为了兵力的绝对展开，一定会同时借道比利时和荷兰的林堡省（Limburg）。
荷兰的水线防御地图
但荷兰人不知道的是，就在几年前，德国总参谋长小毛奇做出了一个违背祖宗的决定——他私自修改了施里芬的原版计划，决定放过荷兰，只打比利时。
小毛奇的算计的是更大的格局，德国开战后一定会遭到英国的全面海上封锁，如果把荷兰也灭了，德国就彻底没有了与外界物资交换的通道。留下一个中立的荷兰，等于给德意志帝国的工业窒息留下了一个合法的通道。
荷兰的水线防御请见文章
深夜，伦敦。
唐宁街10号的首相官邸里，首相阿斯奎斯刚刚合上了关于爱尔兰克尔郡局势的绝密简报。他端起一杯苏格兰威士忌，走到窗前。
英国人的桌上在这一天多了一份不显眼的简报：德皇威廉二世因病取消了前往维也纳的行程。
阿斯奎斯喝了一口酒，严谨的法学逻辑在这一刻让他露出了满意的微笑。在他看来，这证明了他之前的预判——德国人依然保持着老牌帝国的理智与克制，萨拉热窝的波澜翻不起大浪。大英帝国可以继续腾出手来，去解决后院爱尔兰人的内讧。
旧世界的秩序看起来依然像一栋花岗岩修筑的银行大楼，坚不可摧。
1914年7月2日正式结束。
距离一战全面爆发，还有33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