波斯钟摆（下）—— 众生、铁腕与硬化的祭坛（霍梅尼时期）

特性	伊朗军队	革命卫队
法律定位	传统正规军	宪法规定的“革命守护者”
效忠对象	保卫国家领土完整和边境安全	直接效忠于最高领袖，保护伊斯兰制度
政治地位	职业军人，原则上不干预政治	深度介入政治、经济和海外扩张
经济实力	依赖财政拨款	拥有庞大的经济帝国（控制伊朗约 30% 经济）
海外行动	极少走出国门	核心力量“圣城旅”负责全球代理人战争

少数族裔

在 1979 年那个充满变数的春天，伊朗境内的少数民族曾有过一瞬间的错觉：既然那个压迫他们的“雅利安国王”倒台了，那么基于民主与共和的新政权，理应给他们渴望已久的自治权。

但他们很快发现，他们本以为能从巴列维王朝的“大伊朗主义”中解脱，结果发现霍梅尼用“大伊斯兰主义”构建了一个更坚固的笼子。

库尔德人：从“盟友”到“叛徒”

库尔德人是这场革命中最早醒来、也最早被敲碎幻梦的群体。作为一个拥有独立语言和强烈民族意识的民族，库尔德人曾在革命初期积极出兵。但当他们提出“自治”的诉求时，霍梅尼的回答是冷冰冰的圣战。

在伊斯兰教义中，“圣战”通常指保卫信仰的战争。1979年8月，面对库尔德人追求自治的武装起义，霍梅尼直接宣布了针对他们的教令，并使用了“圣战”这个词。

这意味着库尔德反对派不再仅仅是“政见不同者”，而是被划归为“卡菲尔”（Kafir，不信道者）或“真主的敌人”。

而一旦定性为圣战，革命卫队在镇压时就不再有任何心理负担或法律限制——因为他们在执行神的旨意，杀掉对手是功德，自己战死是殉教。

在霍梅尼看来，既然大家都是穆斯林，建立的是伊斯兰共和国，那么在真主面前所有人都是平等的。如果你要求“库尔德人的自治”，那你就是在强调“民族”高于“宗教”。

同样，霍梅尼认为任何基于民族、血缘或语言的自治要求，本质上都是在分裂伊斯兰大家庭。他认为这是西方的阴谋，目的是削弱新生的神权政体。

所以，他拒绝任何关于边境、警察权或行政权的谈判，他的回答只有一种——绝对的服从。

1979年伊朗库尔德起义/叛乱

阿塞拜疆人：同宗不同命

相比于逊尼派占多数的库尔德人，同属什叶派的阿塞拜疆人处境则好很多。

他们是伊朗最大的少数民族，甚至很多高层（包括后来的哈梅内伊）都有阿塞拜疆血统。

霍梅尼对他们的策略是“深度消化”。他利用宗教的纽带，通过教阶制度将阿塞拜疆的精英吸纳进神权核心。

在霍梅尼时代，你可以是一个虔诚的阿塞拜疆穆斯林，但你绝不能是一个追求“大阿塞拜疆”的波斯公民。

俾路支人：被遗忘的荒原与不灭的信仰

位于东南边境的俾路支人，是伊朗最孤独的群体。他们不仅有着完全不同的民族特征，最关键的是，他们是坚定的逊尼派。

对于霍梅尼来说，俾路支地区是“法基赫监护”制度的天然免疫区。因为逊尼派根本不承认什叶派法学家的最高权威。

所以对于德黑兰来说，他们不信任俾路支人。如果不信任一个地区，自然就不会在这里建设大型工厂、关键铁路或研发中心。因为在安全部门看来，这些设施万一落入“叛乱分子”手里，就是资敌。

另外，俾路支紧邻阿富汗和巴基斯坦，这里是全球著名的“金新月”（Golden Crescent）毒品通道。

金新月（Golden Crescent）是国际上对一个重要鸦片与海洛因生产地区的称呼，主要指阿富汗 + 巴基斯坦 + 伊朗这三个国家交界的一大片山区，这个地区呈弧形分布，因此被称为“新月”。

霍梅尼上台后，由于要应对两伊战争和内部动荡，对俾路支的定位始终是“反恐与禁毒的前哨”。

因为贫穷，当地年轻人只能靠跨国走私维持生计；因为走私猖獗，德黑兰更加封锁边境并加强军事高压。在这种恶性循环的逻辑下，任何正常的经济发展都无从谈起。

这种由于宗教隔阂导致的”防御性开发”，让俾路支在客观上陷入了贫困与军事高压的死循环。

阿拉伯裔：两伊战争中的“良心考验”

在西南部的胡齐斯坦省（Khuzestan），生活着大量的阿拉伯裔伊朗人。这块土地很肥沃，因为伊朗绝大部分的石油都埋在他们脚下。

两伊战争爆发时，萨达姆曾自信地以为，只要他的坦克开进胡齐斯坦，这些讲阿拉伯语的兄弟们会夹道欢迎。

霍梅尼面临着最危险的时刻。他不仅动用了武力压制那些试图独立的阿拉伯组织，还发动了强大的宣传机器，强调“信仰高于血缘”。

出人意料的是，大多数伊朗阿拉伯人选择了站在德黑兰这一边。因为他们意识到，在萨达姆和霍梅尼之间，他们更愿意做一个“二等公民”的波斯人，而不是伊拉克的代理人。

2010年的一项调查显示，阿拉伯人占胡齐斯坦省人口的33.6% ，该省是伊朗最大的阿拉伯人聚居省份

1980文化大革命——被推倒的讲台与被清洗的灵魂

在 1980 年的德黑兰，除了前线的炮火，还有一场没有硝烟的变革在大学校园里爆发。这就是霍梅尼发起的“文化革命”（Cultural Revolution）。

伊朗最高文化革命委员会标志

霍梅尼对巴列维时代的教育体制有着深骨髓的厌恶。在他看来，德黑兰大学那些穿着牛仔裤、辩论存在主义的教授和学生，本质上是“撒旦的传教士”。

1980 年 4 月，霍梅尼在演讲中宣称：“我们不怕战争，我们只怕西方的大学。” 随后，他下达了命令：关闭全国所有的大学，进行全方位的伊斯兰化改造。

在大学关闭期间，霍梅尼成立了“文化革命委员会”。他们的任务不是研发课件，而是“除草”。

数以千计的“亲西方”或“亲马克思主义”的教授被强制退休或开除。

所有的教材被重新审校。凡是涉及西方自由主义、世俗社会学，还有一些带有“雅利安复兴”色彩的历史书，全被扔进了废纸堆，取而代之的是严密的神学逻辑。

这正好推动了上篇提到的精英大移民。对于那些习惯了思想自由的学术精英来说，文化革命不仅是失业，更是精神上的“社会性死亡”。这迫使他们背井离乡，奔向洛杉矶或多伦多。（有资料显示有学生和教职员工因反对霍梅尼而被处决）

霍梅尼虽然通过文化革命赶走了“老精英”，却通过这套系统培养出了“新支柱”。

由于大学被彻底清洗干净，原本被巴列维时代排斥在外的、来自保守农村和底层的年轻人，开始大规模涌入校园。这套被净化过的教育系统，最终培养出了一批政治觉悟极高、专业能力也同样过硬的“伊斯兰革命知识分子”——他们成了日后伊朗核计划、导弹工程的核心技术骨干。

查找伊朗文化革命找到的照片，但具体时间场所不详

几乎所有想长期稳定保住革命成果的革命，都会从“夺权”的硬革命走向“认知重写”的软革命。甚至，可以说，没有进行软革命的革命绝大多数都走向了失败。

在1792年法国大革命之前，天主教会是法国的“第一等级”。它不仅拥有全国 10% 的土地，还垄断了教育、登记（出生、结婚、死亡）以及“道德解释权”。

对于雅各宾派来说，教会就是旧制度最坚固的堡垒。他们深信，如果不打倒上帝，国王的幽灵就永远挥之不去。当然，历史最喜欢开这种黑色玩笑：后来路易十八坐着外国人的马车回来了，拿破仑三世也借着侄子的名号回来了，王权这枚“回旋标”，足足飞回来好几回。

于是从 1792 年起，巴黎的公社和激进派开启了一场近乎疯狂的实验：圣徒像被拉倒，教堂变成了马厩，巴黎圣母院甚至被更名为冰冷的“理性神庙”。

为了彻底断开与上帝的联系，革命者废除了格里高利历，发明了“共和历”。一周被强行改为十天，只是为了抹掉上帝创世的七天周期。

在这种近乎真空的狂热中，罗伯斯庇尔踩了脚刹车，他意识到，一个彻底失去信仰的民族将变成不可控的野兽。于是，他亲手处决了那些最激进的无神论者，转而抛出一个折中方案——“至上崇拜（Cult of the Supreme Being）”。在战神广场（Champ de Mars）的盛大仪式上，这位革命巨头身披蓝袍，试图用“爱国主义”和“理性”强行缝合出一个新神。

这场带有怪诞色彩的运动在 1794 年热月政变后迅速退潮。拿破仑上台后，务实地通过《教务专约（Concordat of 1801）》请回了天主教。

这场革命虽然在肉体上失败了，却在灵魂上赢了。它确立了现代法国最核心的价值——“世俗主义”。从此，上帝退出了法国的政治决策，成为了个人的私事。这种“政教分离”的基因，最终成了法兰西共和灵魂中不可触碰的红线。

这种灵魂的“清场”，与霍梅尼发动的“文化革命”有着惊人的异曲同工之处——如果你想建立一个新世界，就必须先物理摧毁旧世界的符号系统。

在 1792 年的巴黎，激进派在拉倒教堂顶端的十字架；而在 1980 年的德黑兰，是焚烧的领带、砸碎的流行乐唱片。那些曾被巴列维奉为圭臬的“雅利安荣光”，瞬间被贴上了“西化”的毒药标签。

通过这样一场文化革命，切断了伊朗年轻人对那种“美式繁华”的心理依赖。这本质上是一场文明的免疫风暴。

1794年法国至高存在之庆典

而在1917年，俄国的十月革命后，苏俄进行的是一场更为决绝的、旨在“抹除过去”的软革命。

马克思曾有名言：“宗教是人民的鸦片”。但列宁认为，东正教远不止是鸦片，它简直就是沙皇专制统治派驻在每一个村庄、每一户农家的“精神警察”。

在那时的俄国，沙皇自命为“上帝在人间的唯一代理人”，东正教与其说是信仰，不如说是帝国的基石。

列宁很清楚：如果不摧毁那个千年教会的组织力，布尔什维克就无法在西伯利亚的冻土和伏尔加河的平原上，建立起那种刺刀见红的基层动员。

AI上色：1919年列宁在红场

与法国大革命那种“短促狂飙”式的非基督教化不同，苏联的这场“去东正教化”的软革命持续了整整70年：

1918 年的经济断根：苏维埃政府颁布法令，宣布政教分离，一夜之间没收了教会积累千年的土地与财富。
1930 年代的物理消灭：在大清洗的腥风血雨中，数以万计的教士被送往古拉格或处决。最魔幻的一幕发生在莫斯科——那座宏伟的基督救世主大教堂在爆炸声中轰然倒塌。布尔什维克本想在那儿盖一座通天的“苏维埃宫”，结果因为地基渗水和战争，那里最终成了一个巨大的、冒着热气的露天游泳池。
苏联成立了名字很霸道的“战斗无神论者联盟”，在每一间教室里传授科学无神论。他们试图用加加林这种翱翔太空的“苏维埃英雄”，去置换掉民众床头那些落满尘土的圣像。

但诡异的是，当 1991 年红旗从克里姆林宫缓缓降下，东正教以一种近乎复仇的速度席卷而回。

AI上色：1931年被拆除的莫斯科救世主大教堂

伊朗的霍梅尼认为巴列维推行的“全盘西化”是一场剥离灵魂的传染病。他的逻辑是：波斯人不需要那种充满了物欲和殖民色彩的“西方现代性”，而需要回归到 1300 年前的伊斯兰纯洁性中去寻找力量。

苏俄是改造大学，让教授们改教马克思主义。

伊朗是先关门，再“杀毒”。在三年的停课时间里，伊朗神权政府的“文化革命委员会”，逐一审查教材、清洗教授、甄别学生。他们认为，一所教授西方社会学或西方哲学而不加批判的学校，就是“西方渗透的兵工厂”。

法国人想把上帝请下神坛，俄国人想把资本家和教士送上绞架（二战中被斯大林解禁了东正教），而伊朗人则想把“西方文明”这个伪神赶出波斯高原。

不过几乎所有的软革命（文化与意识形态重塑），其过程往往比硬革命（夺取政权）更加残酷。

因为硬革命杀的是敌人，而软革命杀的是“异教徒”或“不纯洁者”。当一个文明试图重启它的灵魂系统时，它就不再容忍任何灰度，只剩下你死我活的黑与白。

在权力更迭的战场上，如果你放下武器，你可能只是战俘；但在“灵魂清场”的浪潮中，如果你不改变思想，你就是“思想的病毒”。

当一种思潮成为大潮，社会会迅速进入“道德狂热”状态。在这种状态下，没有中间地带。你是“革命的”还是“反革命的”？你是“圣洁的”还是“西化的”？这种非黑即白的二元论，是致命的磨刀石。

为了证明自己最忠诚，大潮中的人会开始互相比拼谁更激进。在法国大革命中，罗伯斯庇尔杀掉了温和派；在伊朗文化革命中，激进学生清洗了曾经并肩作战的左翼盟友。

法国的雅各宾派为了保住“理性的果实”，发明了断头台。在那个时期，可能仅仅因为你在邻居面前说了一句怀念旧时代的话，或者没表现出足够的“革命热情”，就会被送上断头台

漫画：罗伯斯庇尔，在把所有法国人都送上断头台之后，连刽子手也送上断头台

在1980年代伊朗的文化革命中，除了大学的关闭，更多的是针对“西化分子”的肃清。无数受过西方教育的医生、工程师、教师，仅仅因为他们喝过红酒或读过自由派作品，可能就成了“西化病”的病灶，需要被清除。

关于宗教信仰，在这里盒子君提一句，当下的中国已经成为无神论为主体的国家（宗教信仰自由），虽然我们很难感同身受，但对身处其中的人还是请保持尊重。

在无神论者眼中，宗教可能是一堆过时的教条，阻碍了科学和进步。无神论者看起来像是高冷的观察家，但当你遇到亲人离去或事业毁灭时，无神论者必须直面虚无和恶意。

而信徒可以对自己说：“这是真主的考验”或“这是上帝的旨意”。在遭遇极端动荡和不可控的灾难时，他们通常拥有一种更坚韧的“心理防震机制”。

同时，你可能意识不到，在政治强人眼中，宗教可能更是一种不需要支付工资、缺少监督、却能让众多人自发产生凝聚力的工具。

福音派在美国选民中约占25%

苏联解体后信仰崩塌，俄罗斯需要一个东西来对抗西方的“自由主义”。东正教提供了现成的武器：保守、集体主义、对权威的服从。所以东正教迅速回归。而从宗教的角度看待俄乌其实是另外一种表述。

在哈萨克斯坦拜科努尔航天中心，几乎每次火箭发射前都会有东正教牧师祝福

女性与穿着：黑色的“查道尔”

在关于霍梅尼时代的叙事中，女性往往被描绘成受害者。从 1979 年 3 月开始，巴列维时代的短裙被收缴，霍梅尼要求女性都要穿符合伊斯兰教义的服装。

但当年3月8日，德黑兰的女性上街进行了声势浩大的穿着抗议游行。政府官员马哈茂德·塔莱加尼发表声明，向公众保证不会强制佩戴头巾，只会鼓励佩戴，这一声明最终平息了抗议活动。

AI上色：1979年3月8日德黑兰抗议行动

但经历了文化革命，精英移民，西化分子被清洗之后，在1983年，伊朗议会批准了一项法律，“惩罚拒绝遵守国家强制佩戴面纱的妇女”。

于是，过去德黑兰大街上，德黑兰大学里的牛仔裤，短裙女孩，都换成了黑色长袍，它的名字叫查道儿（Chador）。

在波斯语里，“Chador”的原意其实是“帐篷”。这个词非常形象地描述了它的形态：它是一块巨大的、半圆形的黑色布料，没有袖子，也没有纽扣。女性将其披在头上，用手在胸前拽住边缘，或者用牙齿轻轻咬住布料的内侧，将全身严严实实地包裹起来。

在很多人的印象里，这些服饰是伊斯兰教带来的，但考古学和文献告诉我们：在穆罕默德出生前，波斯和两河流域的贵族女性就已经把自己遮盖起来了。

公元1世纪，叙利亚帕尔米拉巴力神庙（Temple of Bel），浮雕描绘了蒙面妇女

在伊斯兰经典中，对女性服装的规定其实并不像很多人想象的那样具体。

《古兰经》主要强调两点原则：一是女性应当保持端庄、避免炫耀性的装扮；二是在公共场合用头巾遮住胸部（通常被理解为遮住头发并覆盖胸口）。

至于究竟要遮盖到什么程度，经典并没有给出统一、详细的服装样式，因此在不同地区逐渐形成了各自的文化传统。例如：

在伊朗和波斯文化圈中常见的是覆盖全身但露出面部的 chador查道儿；

伊朗穿查道儿的女性

在阿拉伯半岛，一些保守地区流行遮住面部、只露出眼睛的 niqab尼卡布；

沙特利雅得穿尼卡布的女性

阿富汗等地则发展出几乎覆盖全身、连眼睛也用网纱遮住的 burqa布卡；

阿富汗穿布卡的女性

而在许多现代穆斯林社会，最普遍的形式是只遮住头发和脖子的 hijab希贾布。

希贾布

查道儿：古波斯的皇室遗风

查道儿的根源其实非常“高大上”，它最初是波斯贵族女性身份的象征。

前伊斯兰时代（阿契美尼德与萨珊王朝）：早在公元前 5 世纪，波斯贵族的女性为了显示自己不需要像底层妇女那样在田间劳作，便用精美的织物覆盖全身。在那个时代，“被遮盖”等于“被保护”，意味着你有足够的家产让你待在深闺之中。

随着 7 世纪伊斯兰征服波斯，这种原本属于皇室的穿着习俗与宗教的“羞体”观结合，逐渐在民间普及开来。它成了什叶派文化中一种独特的“端庄”标准。

1834年贾法里家族女性画像

尼卡布：两河流域的城市防火墙

尼卡布（Niqab）——那种只露出一双眼睛、甚至连眼睛都罩上一层网纱的面纱，其源头更多地指向美索不达米亚（两河流域）和阿拉伯半岛。

早在公元前 13 世纪的古亚述法律中就有规定，受法律保护的“体面女性”在公共场合必须戴面纱，而妓女和女奴则被禁止戴面纱。

在漫天风沙的阿拉伯半岛，尼卡布最初兼具防风沙的实用功能。后来随着伊斯兰教的扩张，它在逊尼派（尤其是瓦哈比派影响下的地区）中演变成了一种极致的隐私保护工具。

利雅得穿尼卡布的女性

两者的地缘差异：波斯的黑袍 vs 沙漠的面纱

查道儿（伊朗特色）：它通常不遮脸。波斯文化在骨子里有一种对“视觉表达”的保留。所以即便在霍梅尼最严苛的时期，伊朗女性也大多只是露出整张脸，这与古波斯那种“高贵且可见”的传统一脉相承。

尼卡布（阿拉伯特色）：它强调的是“抹除存在”。这种服饰在逊尼派保守地区更盛行。这也是为什么在德黑兰街头你很难见到尼卡布，那被视为“沙特的风格”，而不是“波斯的传统”。

时代好轮回，1936年礼萨汗为推动国家世俗化和现代化，颁布“揭面令”，强制禁止女性在公共场合佩戴头巾或查多尔，警察甚至会在街头直接取下女性的头巾。

到了他的儿子穆罕默德·礼萨·巴列维统治时期，法律上不再强制禁止头巾，但政府和社会风气普遍鼓励西式着装，一些高档酒店、餐厅和官方场所甚至不允许女性戴头巾进入。所以在这个时期可以看到很多新潮女性的照片。

1979年伊斯兰革命后，局势再次逆转：霍梅尼领导的新政权开始鼓励女性恢复伊斯兰服装，随后在 1983年通过法律，规定女性在公共场合必须佩戴伊斯兰头巾，否则可能受到罚款或其他处罚。

注：我国新疆地区有地方性法规，禁止女性戴遮面头巾，禁止在公共场合穿遮面罩袍。

但就在这种极度保守的表象之下，一场静悄悄的“女性阶层跃迁”正在发生。

数据的反差：从“花瓶”到“支柱”

巴列维时代，女性被要求西化，德黑兰北部的名媛可以去巴黎走秀，但广大的农村和底层家庭，父母因为担心女儿被“带坏”，往往拒绝让她们去世俗学校上学。

伊朗女大学生

霍梅尼带来的改变是：当学校变得“伊斯兰化”后，传统家庭反而放心让女儿出门了。

识字率的飙升：

巴列维晚期（1976年）：伊朗女性识字率仅为 35% 左右，农村地区更是低得惊人。
霍梅尼时代末期（1989年）：女性识字率跃升至 50% 以上。到了 90 年代（哈梅内伊接手初期），这个数字冲向了 70%。

大学入学的逆袭：

在巴列维时代，大学生里女性不到三成。

而到了霍梅尼实行的教育普及化之后，虽然经历了“文化革命”的阵痛，但女性大学生的比例开始一路上扬。

到 1990 年代末，伊朗大学入学考试中，女性的比例竟然超过了 60%，在医学、工程学等硬核领域，女性的身影无处不在。

伊朗城市和农村不同年龄段女性识字率（1966/1976/1986/1996/2000年）

“洁净空间”带来的意外自由

霍梅尼推行的性别隔离政策，在客观上为保守家庭的女性创造了一个“安全区”。

因为学校是男女分开的，公交车是分开的，甚至连工作场合也有严格的规范。对于那些出身传统什叶派家庭的女孩来说，黑袍不是枷锁，而是一张“社会通行证”。穿着它，她们可以理直气壮地走出家门去上学、去工作，而不用担心被家族视为“不洁”。

巴列维父子花了 58 年想让女性脱掉头巾，结果引发了基层的强烈抵触；霍梅尼强行让女性穿回黑袍，西化的精英移民了，结果却让数百万原本被锁在厨房里的女性走进了教室。

这种结果也挺有讽刺性，神权政府本想培养一群虔诚的家庭主妇，结果却培养出了一群受过高等教育、拥有独立意识的知识女性。

结语：消失的幻梦与硬化的祭坛

站在 1989 年的德黑兰街头，回看这十年，我们会发现霍梅尼的神权政府在世俗世界固然背负着无数误解与非议，但在伊朗这片苦难且坚韧的土壤里，它是有其深厚根基的。

这种根基就像我们元宵节吃元宵、除夕夜放鞭炮（不是摔烧竹，是火药鞭炮）一样，感觉上是历史悠久的传统，但细究起来大概也就是从宋朝才开始的（未详查），距今只有1000年历史，时至今日，面对禁放烟花爆竹仍然有很大争议。

巴列维父子试图用 58 年的“实验室操作”去彻底铲除那传承了 1300 多年的穆斯林什叶派底色，这种难度无异于在沙滩上建大厦。

霍梅尼可以回归，是因为他顺应了那股积压半个多世纪的文明回弹。

一战后沙俄的垮台，让长期处在列强阴影下的波斯人重新看见振作的希望，在民族主义的召唤中，礼萨汗的雅利安复兴梦顺理成章；

二战后旧帝国体系的瓦解，让民族国家成为时代语言，在冷战格局与石油财富的支撑下，巴列维王朝以国家之力推动现代化与全面西化，也顺理成章；

冷战时代的意识形态对撞，加上石油经济的脆弱与社会分化，让传统与西化之间的裂缝越拉越大，当国家与宗教、精英与底层的矛盾同时爆发，1979年的伊斯兰革命同样顺理成章；

而革命之后的伊朗，又在战争与制裁之间重新寻找秩序，在孤立与贫困中强化信仰与动员的力量，于是一个融合神权权威与全民选举的独特政治制度的出现，也变得顺理成章。

1989 年，随着葬礼的尘埃落定，那个在磁带里承诺天堂的老人走入了历史。他留下了一个虽然孤独、却在黑袍与钢筋中完成了硬化的国家。

AI上色：霍梅尼葬礼

此时，一个低调的、在两伊战争中被炸伤右臂的男人——阿里·哈梅内伊，正缓缓走向祭坛。

他将如何接手这个满目疮痍却又充满韧性的国家？在这个不再有霍梅尼那种“神谕”光环的新时代，他又要如何用更冷峻、更隐秘的手腕，开启那段名为“波斯核梦”的长达三十年的地缘潜行？

下一篇，我们将进入：冰火之间——波斯生存游戏（1989-2005）

AI上色：任总统的哈梅内伊和霍梅尼

继续把波斯-伊朗的历史写下去。

伊朗历史篇章请见链接：

波斯的百年和平往事：波斯前传

波斯的百年和平往事：拍卖行里的帝国

从胜利到流亡：1953，巴列维的“死而复生”

伊朗惊雷1978-1979

波斯钟摆（上）—— 制度、权杖与教令（霍梅尼时期）

革命卫队：神权的私人保镖

伊朗军队 ：约 42.5 万人

革命卫队 (IRGC)：约 19 万人（精锐）

影子力量：巴斯基民兵

少数族裔

1980文化大革命——被推倒的讲台与被清洗的灵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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伊朗军队：约 42.5 万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