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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第十章,盒子君相信你会跟我一样,内心是五味杂陈的。
本章英文原版请见:
NARRATIVE OF THE VOYAGES AND SERVICES OF THE NEMESIS (CHAPTER X.)
本章盒子君译文版请见:
终于完成了远航抵达了中国战场,在进入实战之前,这一章只是描述战争背景,关于大清、鸦片和林则徐的历史背景介绍。
英国人在这里图穷匕见,用一套看似自洽的逻辑,将鸦片战争的责任推得干干净净。他们认为:不仅是局势逼得他们卖鸦片,更是中国人“跪求”他们卖;而林则徐,则被他们描绘成了东方的“恐怖分子”。
要读懂这场战争爆发前的真正逻辑,我们需要拆解英国人在这章中抛出的三个核心论点,以及那个被他们刻意掩盖的“美国因素”。

用AI生成的封面图片仅供参考

英国人首先抛出的观点是:一切混乱的根源,始于东印度公司垄断特权的废除。 但他们没有明说的是,这场废除特权的变革,很大程度上是被“美国人”逼出来的。
在1833年之前,英国对华贸易被东印度公司死死垄断着。任何英国私人商行(散商)想去广州做买卖,在英国法律上都是非法的。然而,独立后的美国人不受这套法律约束。美国商人们开着速度极快的“飞剪船”,在广州享受着自由贸易的红利。
AI根据油画还原:美国贸易快船
这种巨大的反差导致了一个奇特的现象:为了绕过本国的垄断法,许多英国私商不得不将货物装上美国船,或者挂上美国的星条旗,假装是美国代理人的生意,以此在广州分一杯羹。
英国政府一看,这种“借鸡生蛋”不仅让美国航运业赚得盆满钵满,还让大英帝国的资本大量外流。为了在经济竞争中不输给美国,英国议会最终在1833年被迫废除了东印度公司的垄断权,允许所有英国商人“自由竞争”。
然而,这打开了潘多拉的盒子。
垄断时期,东印度公司为了面子和长远利益,对鸦片运输还稍微有点节制(至少表面上不直接运)。一旦进入“自由贸易”时代,无数渴望暴富的英国中小商行蜂拥而至。在那个年代,什么东西利润最高?只有鸦片。
于是,为了在竞争中生存,为了追赶那些“不受束缚”的美国人,英国商人们彻底撕下了面具。正如书中所言,自由贸易的竞争成了鸦片泛滥的催化剂。

这一章最让盒子君痛心疾首的,是英国人对于鸦片泛滥的解释。他们构建了一个典型的“毒贩逻辑”:并不是我要毒害你,是你自己想要。
作者用一种近乎嘲讽的笔调写道:中国人对鸦片的渴望是“不可抗拒的”。不是外国人强买强卖,而是中国人在乞求供应,甚至愿意用等重的白银来交换毒品。
虽然这话听着刺耳,但我们不得不承认,它精准地刺中了晚清官场溃烂的伤疤。书中提到的细节令人触目惊心:
官方走私:海关的巡逻船成了运毒船。
高层腐败:两广总督邓廷桢(书中称为Tang)被指控派自己的船去拉鸦片。
全员沦陷:从紫禁城里的皇子(道光帝的长子奕纬确实死于相关原因),到腰里别着烟枪的士兵,再到卖儿卖女换毒品的渔民。
在英国人看来,既然中国内部已经烂透了,既然有如此庞大的市场需求,那么他们提供供给只是顺应“市场规律”。这种将国家级贩毒合理化为“供需关系”的论调,掩盖了其背后掠夺白银的本质。
但在这里必须抛出另外一个事实,就是邓廷桢是否如作者所言的直接参与运毒。
在中文资料里邓廷桢的形象完全不同。
禁烟先锋: 在林则徐来广东之前,邓廷桢其实已经开启了“严禁模式”。他在1839年之前就处决了大量烟贩,甚至逼得英国鸦片船不得不退往外海。
林邓同盟: 林则徐抵达广州后,给道光的奏折里对邓廷桢评价极高,称其“实心办事”。如果邓廷桢真的是个鸦片大贩子,以林则徐那种“眼里揉不得沙子”的性格,两人绝不可能合作得如此默契。
甚至连坐: 当后来琦善指控林、邓两人“开衅”导致战争时,邓廷桢和林则徐是一起被革职、一起被流放新疆的。这在政治上是“同生共死”的待遇。
因此,邓是否如作者所言的高层贪腐直接参与运毒售毒,请读者自行判断。
AI根据油画还原 广州十三行

既然英国人认为自己是在做生意,那么阻碍生意的林则徐,自然就成了他们眼中的“魔鬼”。
在中国人心中,“苟利国家生死以”的林则徐是完美的民族英雄。但在这一章里,作者用了一连串极具煽动性的词汇来形容他:“罗伯斯庇尔”(法国大革命恐怖统治的领袖)、“恐怖分子”、“鲁莽的暴君”。
英国人为什么这么恨林则徐?甚至将其比作以杀人如麻著称的罗伯斯庇尔? 这反映了中英两种完全不同的法律与道德观念的碰撞:
对“私有财产”的理解:
在英国商人眼里,鸦片是货物,是私有财产。林则徐没收并销毁鸦片,是对“私有财产神圣不可侵犯”这一资本主义核心信条的践踏。
对“连坐法”的恐惧:
林则徐为了禁烟,采取了保甲连坐、封锁商馆、断水断粮等中国传统法家手段。这些在英国人看来,是不可理喻的野蛮暴政,是对人身自由的非法拘禁。
作者承认林则徐“不自私”、“爱国”,甚至“有才干”,但正因为如此,林则徐那种为了道德目标可以无视商业规则、甚至不惜一切代价的坚决,才让这些殖民者感到了真正的恐惧。
他们无法理解这种“道德政治”,所以只能将其妖魔化为“恐怖统治”,以此来为即将到来的战争寻找“文明战胜野蛮”的借口。
从英国人的口中,我们可以再次仰视一下林则徐,在当时的时局下,发自肺腑的爱国强国之心,决绝的硝烟之举,需要多大的勇气和果决。


为了更客观地理解这一章,我们需要引入中方的原始史料。将英国人的描述与当时大清的资料对比阅读,会发现历史的拼图才刚刚完整。
书中提到英国人误以为中国要搞鸦片合法化(弛禁),这并非空穴来风。1836年,太常寺少卿许乃济确实上了一道著名的奏折,建议“弛禁”。
《鸦片例禁愈严流弊愈大亟请变通杜绝外泄折》(1836年):
“……不知法立而弊生……若概宽其禁……在关征税,每年可得百万之余……以此无用之物,易彼有用之货,似非不可行之事。”
意思是:“既然严禁鸦片的法律反而制造了更大的问题,不如干脆放宽禁令,把鸦片纳入合法贸易,在海关征税;这样既能增加财政收入,又能用一种我们本就不用的东西,换取对方真正有价值的货物,这在制度上是行得通的。”
这道奏折让在广州的英国商人们狂喜,以为大清终于要“开窍”收税了,于是加大了囤货量。结果道光帝后来被严禁派说服,政策180度大转弯,这才导致了英国商人“措手不及”的怨恨。
注:最终采纳禁烟后,许乃济被降职,1839年去世。
英国人书中嘲讽中国官员带头吸毒、运毒,这在黄爵滋的奏折中得到了悲惨的印证。
《请严塞漏卮以培国本折》(1838年):
“……及至后来,各省销路日广……上自官府缙绅,下至工商优隶,以及妇女僧尼道士,随在吸食……以中国有用之财,填海外无穷之壑,易此害人之物,渐成病国之忧。”
意思是:鸦片贸易发展到后来,已经在全国各省泛滥成灾,不分官民、不分男女、不分身份;中国大量本可用于正业的财富,被持续不断地流向海外,只换回一种严重危害社会的东西,这种状况正在把国家一步步拖入“病态”。
英国人说林则徐是暴君,但林则徐给维多利亚女王的信中,展现的是基于儒家道德的“天下观”,这与英国人的“商业观”是鸡同鸭讲。
《致英王维多利亚函》(1839年):
“……设该国之麦,为他国商人运至该国,而皆不可食,食之则死,该国准其贩运否?……我天朝君临万国,尽有不测神威,然不忍不教而诛,故特明宣定例。”
意思是:如果外国商人向一个国家贩卖一种明知会致人死亡的东西,这个国家绝不可能允许;而大清虽然拥有足以震慑天下的权力,却并不愿意不教而诛,因此事先明确公布禁令与法律,要求外商遵守。

结语:
第十章是整本书的分水岭。英国人在这里完成了战争的心理建设:他们把贪婪包装成自由贸易,把掠夺包装成市场需求,把反抗者包装成暴君。 当“复仇女神号”驶向中国时,它满载的不仅是煤炭和炮弹,还有这一整套傲慢而自洽的强盗逻辑。
战争,已不可避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