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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家楼原为明穆宗隆庆朝文渊阁大学士赵贞吉的宅邸,因后花园假山上建有亭台,远望似楼故得名。
因为是个人的心得笔记,所以涉及到的知识点都尽可能罗列一下:
隆庆帝和赵贞吉
明穆宗,朱载坖(1537年-1572年)(读音同“既”),明朝的第十三位皇帝,在位时间只有6年,30岁登基,36岁就崩了。在位时间短,且私德不好,就是在位期间广招11-16岁的秀女,册封了13个妃子。传闻长期服用春药,最后身体垮掉。但其历史评价相对算比较高的,朱载坖是一位典型的“守成之君”。他虽无显赫文治武功,也未能彻底解决明朝积弊,但凭借其宽厚性格、务实政策和用人得当,在位六年实现了政治稳定、经济恢复和边疆和平。他的统治为后来的“万历中兴”打下了基础,堪称明朝中后期的一股“清流”。正如史家所言:“私德有亏,大节无愧”。
赵贞吉,南宋右丞相赵雄十世孙。嘉靖年间就中进士为官,其中只有嘉靖四十年至四十一年(1561–1562年),任户部右侍郎,居住工作在北京。后来得罪了严嵩,外放出京。到穆总时期,隆庆元年至四年(1567–1570年)被重用,任礼部侍郎文渊阁大学士。但隆庆四年,因为和高拱不睦,辞官回了四川内江老家。(等等我有个问题,四川老家?这难道就是川办仅距离赵家楼饭店几十米的原因?还有一个问题就是,他只在这里住了不到2年,这个地名却流传400多年至今?)
曹汝霖
图片为AI彩色修复后的曹汝霖
清末至民国成为新交通系高官曹汝霖住宅。曹汝霖(1877年1月23日—1966年8月4日),生于上海,幼年入私塾,之后再汉阳铁路学堂读书。1900年23岁时留学日本,在日本东京法学院学习。要说去日本留学就亲日那就不对了,1895年,大清经历了晚清的洋务运动,又有从英德购入组建的亚洲第一的北洋水师,然而中日甲午海战一役惨败,马关条约只能靠李鸿章吃枪子儿来争取条件,日本确实是亚洲崛起的新锐力量,很多有识之士想要去学习以振兴中华。去日本留学或考察过的名人太多了,孙中山,黄兴,鲁迅,阎锡山,严复,梁启超,蔡元培,蔡锷,董必武,宋教仁等等。1904年曹汝霖留学归国后,一路官场升迁,到1913年被袁世凯指派为第一届参议院议员,同年8月任外交部次长。
然而,到1919年之所以引起民愤,学生们组团要烧了他家,主要是1915年以后发生的事:1915年中日二十一条谈判,他是参与者,二十一条被国共两党都认为是丧权辱国的不平等条约。此后1917年1月通过西原龟三向日本兴业等银行借款500万日元,是“西原借款”之一。7月任段祺瑞内阁交通总长。1918年3月兼任财政总长,又向日本大宗借款,充作军饷。1918年秋,不惜丧失山东铁路主权,向日本再次借款。所以被爱国学生们认定是三大亲日官僚,除了曹汝霖,还有货币局总裁陆宗舆及驻日公使章宗祥一同被称为“卖国贼”。当时其中一句著名口号是“外争主权,内惩国贼”。
设身处地的我们站在1911年大清灭亡后的时代来看,百废待兴都算不上,还有军阀割据,各有各的小九九儿,一盘散沙,各怀鬼胎。本来就有庚子赔款的底子需要偿还,还要有各路军阀混战,打仗总是需要钱,一样需要发债借款,国家财政支出大于收入,只能借新钱还旧债,利滚利欠款越来越多,只能靠借款度日。而到了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战开始了,欧洲各国也陷入了财政危机,别说向北洋政府借款了,更是需要北洋政府加紧还钱。此时唯一拿的出钱的就是日本,日本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获得巨额贸易顺差,现金储备15亿日元以上。
日本还有自己的小心思,希望用贷款从中国赚钱之外,还要换取路矿、森林、电信等权益,从而进一步向中国渗透。所以给中国开出的贷款利息虽然比给欧美的略高,但比中国国内发债的利息要低的多,而且手续极快,轻轻松松就可以借到钱。
好了,如果你是北洋官员,如何度过财政危机,向谁借款呢?所以,曹汝霖只是恰好在这个时间处在这个位置,换谁也得跟日本借款。往前说,谁让大清腐朽甲午惨败了呢,谁让慈禧老太后气不过,同时向11国宣战来的。再往前,谁让乾隆沉醉于自己的太平盛世,修著四库全书也不去看看欧洲的工业革命?所以,曹汝霖在向日本借款一事上,我觉得是冤枉的。
1919年,五四运动爆发,学生游行至赵家楼冲入曹宅未找到曹汝霖,便放火烧毁了赵家楼,此事件在北京产生强烈震动。事件后曹汝霖一家转移至北海团城,之后又在灯市口另置宅第,赵家楼荒废。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赵家楼遗址被拆,在原址上建起招待所,1988年6月正式改名赵家楼饭店。
图片为AI彩色修复后的北大学生释放返校照片
很多人不知道的是,辞官后,1920年由曹汝霖发起,共有20多人出资,在阜成门内白塔寺沟沿建了一所医院,取名中央医院。曹汝霖一直担任中央医院的院长、名誉院长等职,经费方面都由他筹措。解放后,此医院被中央政府收回,并改名为人民医院。
在日本占领华北后,曹汝霖坚决拒绝日伪政府授予的委员长等官职。
他在晚年时撰写回忆录《一生之回忆》。其中,他提过对于因五四事件而被迫辞职,他认为“此事距今四十余年,回想起来,于己于人,亦有好处。虽然于不明不白之中,牺牲了我们三人,却唤起了多数人的爱国心,总算得到代价。”在书中,他称亲日但并非亲日本军阀,对于日本军阀侵略中国,深恶痛绝。
顾维钧在回忆录中也写道︰我认识曹汝霖,并与其在外交部,特别是当签订“二十一条”时共过事。就我们所共之事而言,我始终感到曹先生是一位能干的外交家,是拥护国家利益的。史学家刘仲敬借顾维钧之口盛赞曹汝霖,并说:日本侵华后几度要求曹出任要职,都被曹拒绝了。
图片为AI彩色修复后的顾维钧
最具讽刺性的是,五四运动中北大学生梅思平曾参与放火焚烧曹汝霖住宅的运动(但并非领导者)。但在日本人占领北平后,要曹汝霖出来任职遭拒,梅思平却出任了日伪政府组织部长、内政部长等职务。抗战胜利后,梅思平以叛国罪被处决。
照片为AI彩色修复的梅思平
虽然最后终老一生,89岁高龄逝世于美国,但曹汝霖这个名字出现的时候总是有这样的前缀:亲日的北洋官员,二十一条的参与者,卖国贼。他自己虽然释然了,认为唤起了多数人的爱国心。但读历史,尤其是人物传记史,就像亲历了一遍这个人的一生,一个饱读诗书还具留学资历的高官大员,在日占时期颇显民族傲骨,出资并筹款维持医院的运行,这样一个人,被高喊卖国贼,最终自己卖过的爱国学生焚毁家宅,并被钉在卖国的耻辱柱上永世不得翻身,着实令人唏嘘。
1919年的世界
人生无常,唏嘘的同时,也感慨和赞赏曹本人说的,所幸唤起了多数人的爱国心。这确实是整个五四运动的主基调。爱国学生们群情激昂,官员家被烧,这只是世界政局的涟漪波及到了这里。其实不管是学生还是官员,都只是这个世界渺小的沧海一粟。
图片为AI彩色修复后的巴黎和会四巨头(从右至左:威尔逊、克里孟梭、劳合·乔治、奥兰多)

图片为《凡尔赛和约》英文版
1919年,这是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伊始的时候,巴黎和会,本应是一次和平的盛会,理应开启世界的和平与安宁,但事实并非如此:
在英法苛刻要求下的战败国德国,希特勒于9月加入了德国工人党,就是日后纳粹党的前身,确定了毕生两大主题:反犹主义与撕毁《凡尔赛和约》。
在列宁主导下,3月在莫斯科成立的共产国际,要向全世界输出十月革命模式。
作为战胜国的日本,由于想把种族平等写入国联盟约被英美澳等集体否决,而对西方世界抱有怨恨。
世界上一大批的殖民地和民族开始觉醒,朝鲜爆发了三一运动,阿富汗爆发了第三次抗英战争,印度也掀起了反英高潮。中国的五四运动,同样,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巨石杂碎了欧洲的湖面,巨浪向四周波及,本就摇摇欲坠颤颤巍巍的刚刚成立的中华民国,虽然押对了宝站对了队,但根本不配坐在餐桌边,只允许放在餐桌上。
在波谲云诡,国家民族屡屡受挫的大势下,在1919年的当下,你是认同胡适的解决一个个具体问题,还是认同李大钊的要先有阶级斗争和根本主义;你是认同杜亚泉的东西方文明要相互融合,还是认同陈独秀的要全盘西化。抑或是认同辜鸿铭的,用中体西用式融合?看起来谁都是对的,各方大儒在辩经,出发点都是希望中华崛起。两年后,南湖那条船上带来了新的希望。
图片为AI彩色修复后的陈独秀
图片为AI彩色修复后的胡适
图片为AI彩色修复后的李大钊
1840年以前的中国史,我们只看我们自己,大一统和藩镇乱世交替,中原文明和外来文明交替。1840以后的近代史,我们不幸成为了餐桌上的一盘菜,所有的轨迹都能找到世界大局势影响的痕迹。当我们站在2025年的当下,曹汝霖是否会更加释然和欣慰,自己有一顶卖国贼的帽子又如何,换得了民族的觉醒,值得!